"共建式慈善的核心在于公共性与开放性。文章阐释了其区别于商业共建的逻辑起点——提供公共物品与共同体认同，并通过国内外典型案例，展现其整合资源、破解“慈善失灵”的实践效能。同时，文章直面当前共建实践中存在的权力失衡、信任脆弱及圈层固化等挑战，提出应从确立社会产权、培育枢纽组织、创新资金机制及完善评估体系等方面予以制度破局。回归公共性、保持开放性，是共建式慈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共建式慈善（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是一种有效汇集或引导多方资源参与的慈善行动。各方行动主体聚焦社会议题的长效解决机制，协同各类参与方，基于公共愿景开展系统行动，共创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这一概念出自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催化慈善变革——中国共建式慈善潜力研究》专题报告。事实上，关于多元主体协力推动慈善事业的实践与理论早有诸多探索，为何仍要明确提出“共建式慈善”？
逻辑起点：慈善事业的公共性
商业领域同样存在产业链协作、行业协会乃至商业联盟，例如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搭建产业平台等。但耐人寻味的是，商业领域极少提及“共建式商业”，法律反而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规则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平台经济的兴起更凸显了这种审慎态度。
究其根本，与营利领域不同，慈善领域提出“共建式慈善”源于两大特质：
其一，慈善组织提供的多为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旨在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当社会决定对诸社会状态应采取处理措施时，这些社会状态便成了社会问题。”解决此类问题远非单一组织所能胜任，必须依靠多元主体协力合作。
其二，公益慈善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共同体想象”——对价值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这直指公益慈善的本质：具有公共性的利他。尽管各慈善组织各有宗旨，但终极目标一致：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承担启迪生命、守护安全、维护人类共同体延续的价值与伦理使命。
共建式慈善直面“慈善失灵”
共建式慈善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反思并应对当下慈善领域的“慈善失灵”，包括资源有限、资源浪费、业余性以及家长制等问题，并以集合式、战略性、专业性及善治的慈善予以回应。
例如，针对资源有限性，共建式慈善倡导资金充沛的基金会撬动慈善资金、社会影响力投资乃至政府购买服务资金；针对资源低效浪费，它强调跳出单一项目视角，进入议题体系进行系统思考，拒绝简单复制成效甚微的项目；针对业余性和随机性，它倡导长期主义，引入专业力量消弭短板；针对家长制，它通过利益相关方充分协商参与，推动公共政策倡导，实现更大范围的善治。
此外，共建式慈善要求慈善组织坚守公共性与公益性，平衡短期绩效与长期治理效益，拒绝功利化导向，跳出盲目比拼募捐规模的误区，主动厘清初心与使命。更为关键的是，它要求组织突破本位思维，涵养无我利他的格局，主动打破壁垒，联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共同破解复杂公共问题。慈善组织的价值，不在于自身规模扩张，而在于精准回应社会痛点。
国际视野下的共建式慈善
区别于传统碎片化项目制慈善，共建式慈善以多元协同、资源整合与系统性变革为特征，已成为全球慈善发展的重要趋势。
美国蓝色子午线伙伴计划（Blue Meridian Partners） 是专业化、战略化的大额捐赠协同治理典范。该计划由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孵化，汇聚盖茨基金会等顶尖捐赠主体，统筹超30亿美元资金，依托专业团队精细化运营。它构建了结果导向的精准资助体系，主动筛选高效公益方案，提供长期大额非限定性资金支持，并通过分层权责治理，实现了慈善资本、专业能力与社会价值的深度统一。
印度达斯拉（Dasra）10-19青少年共建项目 则立足发展中国家语境，聚焦青少年结构性困境，探索出跨部门共治模式。项目以达斯拉基金会为枢纽，整合多方捐赠主体，通过严格尽职调查筛选合作机构，构建了多元协同的资源供给体系。其确立的“共同所有权”机制，打破了传统二元格局，推动各方全程参与战略制定与评估，深度介入本土社会文化变革，实现了公益实践与社会文明的双向赋能。
菲律宾救灾基金会 聚焦灾害治理痛点，构建了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联动的全社会共建模式。它打破协同壁垒，搭建常态化应急响应中心与物资调配网络，实现救援、补给、重建一体化联动。其治理逻辑兼顾短期应急与长期社区发展，有效解决了传统应急资源错配、响应滞后等问题，印证了共建式慈善在公共应急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中国语境下的萌芽与创新
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范式转型期，逐步从单点、短期、碎片化的项目制公益，转向议题聚焦、战略引领、多元协同的系统性公益。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ECD）共建项目 是国内标杆性实践。2023年，在盖茨基金会支持下，多家头部公益机构联合发起，后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加入，共建伙伴扩容至9家。项目建立平等共治规则，确立“一家一票、权责平等”的决策机制，构建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共同体。它以慈善试点为抓手，在多地开展本土化实践，最终推动优质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了慈善补位、政企联动的长效治理。
“协和+蓝丝带”消除宫颈癌项目 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典范。该项目打破单一运作模式，构建起慈善组织、医疗机构、科研智库、企业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体系。慈善主体发挥资源整合与机制搭建作用，联动各方补齐疫苗普及短板、完善防控政策，推动了重大疾病防控的系统化治理。
此外，在应急治理领域，行业正探索常态化跨主体协同机制，推动从短期救助转向长效韧性治理；在罕见病防治领域，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搭建共建网络，整合全链条资源；在青少年素养培育领域，“全国少年急救官”项目联动多方力量，构建生命教育体系。这些实践共同勾勒出中国共建式慈善的多元图景。
多重约束与挑战
共建式慈善虽优势显著，但其多元协同的运作模式也面临复杂挑战。当前我国实践仍处于本土化探索初期，主要面临以下约束：
一是权力结构隐忧。骨干组织常由资金充裕方主导，可能导致战略脱离实际，削弱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二是交易成本与信任脆弱。多元主体反复磋商虽能规避片面性，但显著抬升沟通成本，且深度协作信任难以通过契约快速构建，易引发内耗。
三是圈层固化与资源失衡。长期协作易形成封闭圈层，导致优质资源向头部机构集中，草根组织被边缘化，背离公共性本质。
四是人才匮乏与评估难题。兼具宏观视野与统筹能力的“架构师”型人才稀缺，且多主体长周期的特征使得聚焦社会观念变革等隐性成效的评估尤为困难。
五是合规边界与环境不确定。多方资金归集对法人资质要求严苛，涉及境外资金参与需严格履行报备程序。同时，共建项目普遍需要长期资金承诺，易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
政策层面的精准赋能与制度破局
共建式慈善的本质是慈善基础设施的共创、共建与共享，推动慈善从“甲乙方资助关系”向“共生伙伴关系”转型。为破除上述障碍，亟须政策精准赋能：
第一，确立社会产权与联合治理合法地位。探索法理依据，构建良性政社协同机制，明确权责边界，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第二，培育枢纽型支持组织。通过公益创投等方式，引导其发挥连接器作用，搭建开放平台，建立风险共担机制，降低草根组织准入门槛，确保生态开放性。
第三，创新长效资金机制。在法律层面明确不动本基金的正当性，允许资产保值增值，探索“公益+”可持续模式，增强抗风险韧性。
第四，完善跨界合作规范。加快完善社会影响力投资等行为的法律规范，厘清为公共利益的政策倡导与不当利益诉求的边界，防范以倡导之名行营销之实。
第五，重构成效评估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适配共建模式的系统性评估框架，综合考量隐性价值，避免“指标陷阱”。同时，建立公益智慧成果褒奖机制，保护社会创新，激发行业活力。
共建式慈善不仅是一个具有社会倡导意义的概念，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行动逻辑。我们倡导共建式慈善，根植于慈善事业提供公共物品、致力权利进步的宗旨与使命。它在直面“慈善失灵”的同时，也需警惕自身可能带来的新问题。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根本路径，唯有回归慈善的公共性，并保持机制的开放性。
（作者：金锦萍 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