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总开关”，直接关系发展成效与民生冷暖。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视域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支脉的浙学，历经千年积淀，其蕴含的务实崇义、经世为民精神，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浙学“崇实黜虚”的务实精神，为我们校准“创造什么样政绩”的价值标尺提供镜鉴。东汉思想家、被称为“浙学开山之祖”的王充，在《论衡》中明确提出“实事疾妄”的宗旨，主张“归实诚”“务实诚”，指出“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强调治国化民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更是将“实”的要求融入修身履职中，提出“知行合一”说，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反对“知而不行”的空谈，倡导在事上磨练、在实处用力。新时代树立正确政绩观，要传承浙学“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务实精神，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造景作秀”，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上。
浙学“义利并举”的价值取向，为我们厘清“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提供指引。南宋永嘉学派的叶适针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鲜明提出“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主张“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认为义利并非对立，而是“利者，义之和”，追求利益本身正当，但必须以义为准则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各得其所”的治理目标。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在与朱熹的论辩中同样强调“事上理会”，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必须是天下公利，反对“以才智独运天下”的私利导向。这种“义利统一”的思想，与正确把握“潜绩”与“显绩”的辩证关系不谋而合。我们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甘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铺垫性工作，不盲目追求短期显绩。
浙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为我们明确“如何创造政绩”的路径方法提供参照。南宋永嘉学派的陈傅良极力反对空疏虚妄的治学风气，直言“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鲜明指出治学之本在于通达时务、落地成事，这不仅对他个人为政实践有所助益，包括简化苛政、减免杂税、兴修水利、安抚流民等，也对后世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以及近代温州地区的商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先后上疏百余道，提出“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廉政建言，秉持“吏治清则民生安，于以化成天下不难矣”的治理理念，恪守本分履职尽责，且不惧权臣宦官势力敢于直言谏诤、纠劾不法权贵，仕途中曾三度遭罢黜革职。这启示我们，政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要传承浙学家注重事功的实践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中创造政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应对风险挑战、推动改革发展中彰显担当。
民本是浙学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这也为我们锚定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原点提供根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论，主张“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提出“以天下万民为事”“藏天下于天下”“工商皆本”，将民本思想提升到朴素民主启蒙的高度。南宋浙东学派的吕祖谦在《家范》中强调“国以民为本，无民安得有国乎？故重社稷，必爱百姓也”；《孟子说》中强调“君有出入必为民”。这种贯穿浙学始终的民本情怀，与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在解决民生实事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浙学千年积淀的智慧，不是陈列在古籍里的文字，而是活在当下的精神力量。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程的新起点上，我们要深入挖掘浙学中与正确政绩观相通的思想精华，以“实事疾妄”的务实精神谋事，以“崇义养利”的价值导向干事，以“经世应务”的实践品格成事，以“忧民之忧”的民本情怀做事，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周嘉豪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6年9月2日第7版